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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現在幾乎記不得這些老師的容貌和音調，更不用說上課的細節。前幾年在上海遇到一傢菜館的店主，說他父親是長江中學數學老師，還記得我，讓我十分慚愧。但那三年初中生活對我成長的影響，確實比後來市西中學的三年高中大得多也深得多。最重要的，是“三流”的教學環境對學生比較寬松，讓我得到充分的時間去玩去看書，自主發展興趣愛好，沒有被釘死在書本和課堂上。
曹聚仁。
不知道你有沒有像我這樣，到瞭六七十歲的時候，會發現過去不放在心上的許多事情，原來是那麼有價值、有意思、有趣，會因為當年的少不更事而一次次追悔莫及？
最近的一次是為瞭我的初中，一所早就銷聲匿跡的學校，大概隻有區教育局檔案室裡還可能找到幾疊塵封的記錄。它叫上海市靜安區長江中學，我必須寫出全名，因為現在上海有瞭新的民辦長江中學，就在崇明長江農場，比我們學校當年的名聲要響亮許多。在百度上鍵入“長江中學”，全國各地還有好多，就是極難找到我讀過的這所，好不容易隻發現兩年前某位上世紀五十年代老學長發的一條帖子。
可以說，除瞭當年的老師和學生，已經沒人知道上海曾經有過這麼所中學。可悲，但想想也不奇怪。我1960年夏天拿到長江中學入學通知時，就懊喪瞭好多天，因為她屬於靜安區最差的學校之列。有位同班女生也考得不好，分到另一所也很差的學校，就在我傢附近，想同我交換。但我寧可跑遠一點去長江中學上課，免得經常碰見鄰居熟人。
至於我自以為還不錯的作文為什麼會考砸，到現在也沒想明白；大概見到題目“難忘的事情”就寫瞭九歲那年如何坐飛機從北京回上海，讓閱卷老師覺得我喜歡瞎編自吹，給瞭個低分。好在傢人沒給我責難，父親遠在香港鞭長莫及，媽媽大概知道不管學校好壞我還是可以把書讀好的，並不怎麼擔心。暑假結束瞭，我開始成為中學生。
長江中學總部在北京西路近江寧路口的一棟灰色老樓，好多個班級挺擠的，似乎連像樣的操場都沒有，要在頂樓平臺或馬路邊上體育課。好在我們那一年的初中生都安排到南陽路分部上課，那是一座獨立的小洋房，連帶一個還算像樣的操場。隔墻就是南陽公園，雖然不大，對我已是意外的驚喜，足以抵消掉一大部分別人對長江中學的“差評”。
初中三年在這條不長而安靜的小街上過去瞭，沒留下什麼特別印象就去瞭別的學校讀高中，離開時幾乎頭都沒回。等到幾十年後故地重遊，我才不得不帶著一種近於懺悔和自責的心情，去尋找既熟悉又陌生的南陽路上深藏的故事。那時我才發現，初中三年我等於泡在上海近代史的名人住宅博物館當中，居然完完全全一無所知。
學校在西康路與銅仁路之間的南陽路南側，校門右對面有一個大宅子，好像是什麼公傢機關。我們吃瞭午飯逛完南洋公園常會順帶進去兜一圈，挺大的院子裡有水池子和常曬著東西的假山石。六七年前我參加拍攝的一個電視專題片舉行首發式，通知我去南陽路某某號的貝公館，到瞭門口我發呆瞭：這個地方原來就是貝聿銘的老傢！
當然，那個時候不會有人說起貝聿銘，同樣也不會有人說起鄔達克。出校門左轉沒多遠就是銅仁路，往北京西路方向馬路對面就是再熟悉不過的“綠房子”。它是今天上海保留建築中經典的經典，有“昔日遠東第一豪宅”之譽，原為貝傢女婿吳同文的住所，也是設計師鄔達克留給上海的最後一件作品。這些都是我今天看瞭介紹才有所瞭解。
以前在“綠房子”外面走過不知多少次，從來沒有機會進去看看，隻是因為它的綠色外墻和弧形線條，印象比較深刻。查一下資料，今天南陽路上保留下來的那些洋房，每棟都有非同一般的來歷，當年在我們眼中隻是住瞭好多人傢的普通舊房子，從不關心舊主人是誰。如果知道，應該也會視作“剝削階級”一類的反派角色予以鄙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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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我們對身邊的革命歷史也不怎麼註意。像我們長江中學的隔壁就是愛國女中，兩所學校當時名聲差不多，學生倒也互不往來，至少我一次都沒進去過。實際上，1901年蔡元培創辦的這所學校，一直成為左翼文化人集中的地方。先父曹聚仁二十出頭初到上海，就由邵力子先生推薦到裡面教國文。
可惜我對此一無所知，二三十年後看父親回憶錄時後悔得直頓足，但要去補課已經晚瞭。上世紀文化大革命中這兩所學校都搬去同別的學校合並，南陽路南側的老房子後來也都拆瞭改建，就是現在南京西路波特曼酒店的後面那部分，旁邊還建瞭幾棟高層居民樓。洋氣歸洋氣，但比我記憶中學校精致的小樓以及隔壁優雅的南陽公園難看許多。
長江中學其實年歲比愛國女中更久。英語老師周志剛最近寫瞭一篇回憶學校歷史的文章，讓我第一次知道母校曾是上海最早創辦的新式學堂，本名樂群，與她的姐妹學校敬業同時成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；“敬業樂群”為《禮記.學記》中的古訓。敬業中學維持至今，樂群卻時運不濟，幾經搬遷合並又改名長江中學，變成一所“不起眼的三流學校”。所以在校期間從來沒有老師跟我們講過校史，大概他們也不知從何說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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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志剛老師文章中提到的另一點，同我們學生就有很大關系：“上世紀50年代解放初，為解決師資力量，招瞭一批失業知識分子進私校任教，他們中有一些就成瞭長江的骨幹教師。這批人有學歷有特色，形成獨有的風格。”隻是我們年少無知，今天回過頭來慢慢細想，才一點點找回殘留的印象和感覺。
“奴奴良傢女-----”，胖胖的六十老人突然捏著嗓子唱瞭起來，引得學生哄堂大笑。那是台中抽水肥一節特別的課程，應該是歷史老師陳祖賢請來瞭他的朋友、專門研究中國戲曲的大傢、復旦大學教授趙景琛，專門給我們這班初二學生做演講。這種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，正說明長江中學老師確實藏龍臥虎。
周老師文章中提到瞭多位老師的名校學歷和顯赫傢庭背景，“他們教學嚴謹，談吐優雅，滿腹經綸，閱歷豐富”，很有水平又各具特色。其中我有印象的是語文老師武桂芳，雖然沒有直接上過她的課。她畢業於務本女中（現市二女中），與我母親同學；她和丈夫金性堯都是我父親的朋友，同為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左翼年輕文化人。非常時期長江中學的老師多受到政治沖擊，武老師當然也難免厄運。
我現在幾乎記不得這些老師的容貌和音調，更不用說上課的細節。前幾年在上海遇到一傢菜館的店主，說他父親是長江中學數學老師，還記得我，讓我十分慚愧。但那三年初中生活對我成長的影響，確實比後來市西中學的三年高中大得多也深得多。最重要的，是“三流”的教學環境對學生比較寬松，讓我得到充分的時間去玩去看書，自主發展興趣愛好，沒有被釘死在書本和課堂上。
我小時候體弱，體育成績一般，但每天下午上完兩節，也會同其他男生一起沖進操場踢足球。當天的作業課間差不多已經做完，有時上課時邊聽邊做上一節課的作業，老師也不怎麼在意。踢完球結伴沿著南京西路回傢，途中經過茂名路口的上海市少年兒童圖書館，一定進去還書借書。隻要天還不暗下來，我還會邊走路邊看書一直到傢。早上上課時也如此，半個多小時行路中可以看不少，隻是不止一次撞上電桿，還有就是初二就戴上瞭眼鏡。
長江中學的圖書館不大，班主任老師知道我喜歡看書，給瞭我市少兒圖書館的借書證。不多久，圖書館的浦老師又發現我看書既多又快，幹脆讓我去書庫裡幫著整理新書，等於讓我有機會把所有的新書都看一遍。感謝老師，感謝他們在知識貧乏的年代裡，讓我仍然有機會浸泡在書的海洋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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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還是要對母校說聲慚愧，尤其是當我知道您的珍貴時，您已經永久消失瞭。如果時間能夠倒流，好想回到長江中學重讀一次初中，或許我的台中水肥清運人生又會很不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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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來源：視覺中國、百度百科、騰訊新聞? 圖片編輯：蘇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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